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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看直播北京国安对浦和红钻:“美好生活”的基本內涵、特點及實現路徑

時間:2019-09-07 來源:青島行政學院學報 作者:程紫琪 本文字數:8721字

浦和红钻超清壁纸 www.ksbedr.com.cn   摘    要: 黨的十九大以來, 學者們深入研究“美好生活”論斷并取得豐富成果。目前學界對“美好生活”的闡述主要集中在理論基礎、現實依據、內涵、特點與措施方面。當前, 相關研究中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晰、研究視野相對狹窄和定量研究相對較少的問題。在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進一步厘清“美好生活”的基本內涵, 拓寬視野, 科學量化“美好生活”的基本標準, 深入探索“美好生活”的實現路徑, 推動該命題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深化與拓展。

  關鍵詞: 十九大; 美好生活; 人民;

  以人民為中心, 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 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的基本立場與價值取向。黨的十九大在科學判斷我國所處歷史方位的基礎上, 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當前, 全面梳理十九大以來理論界對“美好生活”的研究現狀, 對于推動這一理論命題的深化與拓展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關于“美好生活”提出的理論基礎與現實依據

  當前, 學者主要從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思想、倫理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四個方面為“美好生活”提供理論基礎;主要從消費經濟、改革開放成就和社會基本矛盾三方面闡釋“美好生活”提出的現實依據。

  (一) 理論基礎

  有學者認為“美好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所體現。沈湘平和劉志洪指出“美好生活”在不同學派表述不同, “大同”是儒家的表述, 小國寡民是道家對“美好生活”的向往[2]。許雯認為, 中國古代思想家們提出“克己復禮”、“兼愛非攻”的思想主張和“仁”、“義”、“理”、“智”、“信”等道德屬性, 試圖建立具有跨越性的“美好生活”[3]。

  有學者認為西方經濟學、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與“美好生活”有契合處。李喜英認為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批判資本主義貧富差距過大, 提出的“富裕生活”與“美好生活”有契合之處。[4]武素云、胡立法認為古希臘哲學家的幸福觀有“美好生活”的雛形, 理想國、烏托邦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幸福觀與“美好生活”具有內在契合性[5]。左偉塵認為, “美好生活”與西方空想社會主義皆向往沒有剝削的社會[6]。

  有學者采用倫理學的視野, 認為“美好生活”是符合倫理的生活。周中之認為“美好生活”內含“善”的追求, 體現發展和共享的分配倫理[7]。宋芳明認為, “美好生活”受到改革倫理規范, 富有人文關懷, 彰顯社會主義國家的倫理目標[8]??芏寥銜? “美好生活”的提出是生活“真”、“善”、“美”的統一, 內在蘊含“自由”邏輯。[9]

  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蘊含“美好生活”的思想。武瀟斐立足《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指出馬克思理解“美好生活”是“生產生活”、“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統一, 是人與自然、社會的統一[10]。李銘、湯書昆認為, 馬克思的生活哲學揭示“美好生活”的合理性, 并在源頭上奠定其現實性。中國式“美好生活”的構建是運用馬克思生活哲學解決當前生活方式的失范。[11]

  (二) 現實依據

  有學者從消費經濟視野入手, 認為消費需求變化是“美好生活”的提出背景。毛中根認為“美好生活”的提出表明中國消費層次進入中高端, 出現新的消費內涵、理念、方式;消費差距縮小, 空間合理, 自信提高, 動力轉換[12]。朱雨可、趙佳、鄒紅認為, “美好生活”中的消費需要體現個體消費意愿的變化, 是國家、社會層面關于消費水平、消費品質和消費滿意度的發展構想[13]。

“美好生活”的基本內涵、特點及實現路徑

  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是“美好生活”提出的背景。于忠玄認為, “美好生活”是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重大成就和黨十八大以來形成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是改革開放實踐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深入認識。[14]

  有學者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角度分析“美好生活”的提出。時偉和劉煥明認為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帶來人們不斷發展的需要。“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生產實踐勞動為中介,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機制中產生, 既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也是社會關系的體現。[15]

  二、關于“美好生活”的基本內涵

  學界之前關于“美好生活”內涵的論述主要從教育哲學角度出發, 將“美好生活”內涵定義為“自然好”、“自然正確”[16]的生活和“善”的、“自由”[17]的生活, 將“美好生活”作為學校的教育目標和價值追求。當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 學者們對新時代“美好生活”內涵的理解主要從“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心理需要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角度歸納與分析。

  (一)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維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進入新時代,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 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1]學者們進一步凝練, 將其細分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個層面。

  在經濟層面上, “美好生活”是物質、文化生活的量和質得到充分保證的生活, 是朝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18] (P83-92) 在政治層面上, “美好生活”是實現公平正義, 滿足參政需要, 構建良好政治生態的政治生活。[19]在文化層面上, “美好生活”是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弘揚革命文化的理想信念和堅定先進的時代新精神文化的實現。[20]在社會層面上, “美好生活”是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是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21]在生態層面上, “美好生活”是以良好的生態環境為長期保障, 以生態?;の? 以綠色的生活理念為必然要求的綠色生活。[22]

  (二) 心理需要維度

  有學者從心理學維度出發, 探討“美好生活”的心理需要。張衛偉、王建新認為, “美好生活”是人民在價值感知和情感體驗上對“當下”物質生活水平及生存境況自覺形成的“美好”評價。[23]何星亮認為, “美好生活”是物質性需要、社會性需要以及尊重和自我實現的心理學需要的綜合。[24]胡江霞認為, “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是“心理平衡感”, 包括人民物質精神和生活品質的要求和人的“心理期待”、“心理安全”、“心理信任”的平衡的滿足。[25]

  (三)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維度

  立足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理論, 張三元認為“美好生活”是與人的本質相一致的生活方式, 體現人的發展方向[26];陳新夏認為“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人的發展目標契合, 是人的自我實現和精神需要的滿足[27];陳學明、毛勒堂認為“美好生活”是人的生活理想和價值追求的集合, 是人的理性的內在渴望和自由本性的體現, 其核心是勞動的幸福。[28]

  以馬克思生命觀為研究視域, 張懿認為, “美好生活”是立足物質生活, 理論概念與實踐方式的統一, 人與自然、社會、自身的統一[29];沈湘平、劉志洪認為, “美好生活”與幸福內在的一致, 皆指向人們肯定、愉悅和優質的生活, 是一種良性且理想的生活方式。[22] (P125-132)

  蔣謹慎從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 認為“美好生活”是以生產勞動為主要源泉, 以公平分配與共享為重要指標的生態良好的生活。[30]沈斐總結西方民主社會主義的經驗和教訓, 認為“美好生活”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背景下全面小康與自由個性、共同理想與遠大理想、人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的統一。[31]

  三、關于“美好生活”的特點

  學者們主要從“美好生活”的思想演變與內涵入手, 認為其具有人民性、發展性、客觀性、多樣性等特點。

  (一) 人民性

  有學者認為人民性是“美好生活”的基本特點。張三元認為人民性核心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好生活”集中展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具有鮮明的人民性。[18] (P83-92) 洪大用認為, “美好生活”是人本性與人民性的統一。“美好生活”既強調人的全面發展, 以人為本, 又強調是對社會進步起積極作用的勞動群眾的“美好生活”;既體現為收入、教育、環境等客觀生活條件, 也體現為人民主觀的對現實社會生活狀況的評價與建構。[32]

  (二) 發展性

  有學者認為“美好生活”是動態的目標, 具有發展性。陳國平、韓振峰認為, “美好生活”的向往隨著生產發展不斷實現, 并依據個體化的需要不斷提出新向往。[33]魏傳光進一步梳理“美好生活”的發展脈絡, 認為在全面改革開放階段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是富裕生活, 在深化改革開放階段是高質量生活, 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階段是“人的全面發展”。[34]張全勝認為, 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不僅限于當下的期待, 也包括未來和后代的期待, “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實現是可持續發展的過程。[35]

  (三) 客觀性

  有學者認為“美好生活”具有客觀性的特點。張三元提出, “美好生活”蘊含實在的行動和人們在現實中實在的感受, 其實現具有客觀的現實基礎。[18] (P83-92) 洪大用認為, “美好生活”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制約, 個人的發展客觀地受他人和社會的發展影響, 以他人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為條件。[32]

  (四) 多樣性

  陳國平、韓振峰認為人的需求個性化趨勢, 帶來“美好生活”中個人的差異性[41]。洪大用認為, “美好生活”在每個發展階段有共同的基本物質保障, 但由于個人和群體的多樣性, “美好生活”的實踐形態豐富多彩。[32]

  四、關于“美好生活”的實現路徑

  學者們主要以“美好生活”的內涵為抓手, 從社會宏觀層面和具體路徑層面展開論述。

  (一) 社會宏觀層面

  有學者提出通過法治和制度建設實現“美好生活”。桑玉成認為, 制度建設要跟上“美好生活”的要求, 要處理好意識形態與制度設計、政黨體制與憲法體制、借鑒吸收與尊重國情、長治久安與改革風險和制度建構與成熟之間的關系。[36]王利明認為, 人格權的?;ざ?ldquo;美好生活”的實現具有保障價值, 因此要加強人格權建設。[37]

  有學者認為“美好生活”的實現要走中國道路。謝加書提出, 實現“美好生活”就必須走中國道路, 在生產方面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制度方面堅持全面“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思想方面堅持“五大發展理念”;在社會方面以人民群眾的日常感受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38]馮大彪認為, 中國特色化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和正確之路, 要堅持“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 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國情的相結合, 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時俱進。[39]

  有學者認為“美好生活”的實現要做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協同發展。翟紹果、諶基東認為, “美好生活”的實現要遵循“共生—共識—共建—共治—共享”的邏輯鏈條, 通過產業創新、共同治理、保障民生、繁榮文化、?;ど迪?ldquo;美好生活”。[40]

  (二) 具體路徑

  有學者提出通過文化發展實現“美好生活”。連輯指出, 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應當推動“文化+”, 實行文化產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創新文化技術。向勇指出, 要發揮文化對建設“美好生活”的積極作用, 依靠傳統、時代和未來的力量呼應時代和人民的召喚。[41]王習勝認為, 要充分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人文關懷資源和革命文化的理想信念資源, 不斷豐富和創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滿足人民層次多樣的文化需要的同時, 讓人民充分感悟現代中國生活之美好的目的和任務。[20] (P90-94)

  有學者認為“美好生活”的實現要解決社會基本矛盾。張敏、趙娟認為社會主義矛盾變化決定“美好生活”實現需要良好的社會治理, 要形成新型公共服務體系, 提供公共價值產品;要構建協商型和法治型的政府, 保證公共價值管理的真實性。[42]李北東根據“美好生活”實現的制約因素提出, 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 堅持協調平衡的發展理念, 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創新社會建設的發展方式。[43]

  有學者認為, “美好生活”的實現要以公民為中心。虞程盛認為要推動共同富裕;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 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 維護社會國家安全;提升公民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44]曾琰認為, “美好生活”的構建要規范個性的需求, 要加強社會正義建設, 保障需要結構轉型, 破解資本邏輯批判下的需要異化。[45]劉須寬指出, 實現“美好生活”要協調統一人民生活的基本量, 注重公民的人格、國格和尊嚴這些“質”的需要, 增加人們的空閑時間。在文藝創作方面關注人民大眾的需要, 引導人們品味的提升。在實踐中立足當代的國情, 既增量提質, 又懂規守界。[46]

  五、關于“美好生活”相關研究的評述與展望

  黨的十九大以來, 學界“美好生活”研究碩果累累, 在多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為今后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但由于時間較短, 部分文獻存在不足, 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改進。

  (一) 研究成果

  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研究“美好生活”, 取得豐厚的成果。第一, 學者們采用跨學科的視野, 為“美好生活”提供思想支撐和現實關照。第二, 學界從“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出發, 認為“美好生活”是經濟發展、政治清明、社會穩定和文化繁榮與生態和諧的社會。“美好生活”內涵的界定與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具有一致性。第三, 學界從“美好生活”的基本內涵、價值追求和實現這些角度入手, 認為人民性、發展性、客觀性和多樣性是“美好生活”的主要特點。第四, 學者們認為實現“美好生活”需要多方協調, 要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 需要形成政府主導,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建設協調發展的實踐格局。

  (二) 研究不足

  由于“美好生活”提出的時間較短, 理論研究剛起步, 部分學者的研究有待完善。

  首先, 基本內涵界定不清晰, 部分研究將“美好生活”與幸福生活的概念混淆。“幸福生活”具有主體性, 是個人的獲得感和體驗感的彰顯。“美好生活”具有客觀性和社會性, 不僅是人們精神上的獲得感和滿足感, 也是客觀現實中需求的滿足。“美好生活”的內涵包含個人的幸福感受, 也包含為了實現個人幸福所需要的社會性條件, 內涵較之“幸福生活”更為寬廣。有學者論述“美好生活”的內涵時, 只從個人層面論證, 拋開社會和國家層面, 將“美好生活”狹隘化。

  其次, 研究視野相對狹窄。學界主要站在國家和社會角度探尋“美好生活”實現的路徑, 較少從個人與企業的角度找尋“美好生活”實現的路徑。“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僅是黨和國家的奮斗目標, 也是人民的奮斗目標和行動動力,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民向往的凝練, 其實現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同時,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各行業企業做大做強的指南, 各行業企業做大做強有利于促進“美好生活”的實現。“美好生活”實現途徑的研究有待拓寬與深化。

  最后, “美好生活”的量化研究和實證研究有待加強。有學者試圖建立“美好生活”的量化指標, 如潘建成認為可以從經濟生活、就業狀況、文化教育、民族法治環境、生態環境、社會保障、社會文明和經濟安全這幾方面建立關聯系指標。[47]楊延圣以經濟信心、社會和諧、生態文明、文化豐富和政治善治為二級指標, 建立十五個三級指標, 提出未來“美好生活”衡量指標的構建, 除包含個體的主觀心理感受外還應當包含個體的心理預期評估。[48]學者們嘗試建立衡量美好生活指標, 但部分研究沒有具體量化指標, 沒有針對指標具體內容進行學理性考察, 使部分指標缺乏現實實踐操作性和理論支撐。

  (三) 研究展望

  針對上述“美好生活”研究的不足, 今后“美好生活”的研究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深化。

  第一, 充實“美好生活”內涵, 科學定義“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既包含個人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也包含社會為滿足個人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的條件, 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學者們可以依托“美好生活”與幸福生活的區別, 從個人層面的主觀感受, 社會層面的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和生態和諧, 國家層面的經濟繁榮、政治清明等多個層面探尋“美好生活”的內涵與本質。

  第二, 拓寬研究領域, 跨學科研究“美好生活”。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集中體現了人民日益增長的高水平需求。因此, 學者們可以采用跨學科的視野和中觀的研究維度, 針對具體的行業領域, 進行“美好生活”研究, 將具體行業高質量發展, 作為實現“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徑。同時, “美好生活”的實現離不開人民群眾的能動作用。學者們可以從個人實踐和公民參與的角度, 采用微觀的研究維度, 拓寬“美好生活”的研究領域。

  第三, 加強“美好生活”量化研究, 構建“美好生活”衡量體系。

  2018年3月央視財經頻道《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發布數據, 2017-2018年度“中國美好生活指數”為102.44。[49]調查認為住房條件, 收入水平, 家庭和諧, 人際交往等13個方面影響人們的美好生活。據此, 調查以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為一級指標, 細化38個二級指標, 面向全國10萬家庭進行入戶問卷調查。雖然已有官方衡量“美好生活”的指標, 但未闡述指標設立的合理依據, 也未指出“美好生活”的最終目標和階段性目標。因此, 學者們可以根據現有的監測指標, 制定詳細的測量量表, 也可以細化“美好生活”的階段性目標, 為制定合理科學的階段性措施提供學理支撐。

  “美好生活”不僅是黨中央提出的重要論斷, 也是指導我們奮斗的目標和前進的方向。“美好生活”的研究剛剛起步, 相信在學者們共同的努力下之后對“美好生活”的研究成果將越來越多, 并逐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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